将通航国家分为高收入国家和其他国家，其他国家包括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国家。由于与中国订立双边航空运输协定并通航的低收入国家仅有8个，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国家就没有进一步分类进行估计。既是对通过不同国家分组计量从而分析双边航空运输协定自由化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也是一种稳健性检验。分别为通航高收入国家与中国、通航中低收入国家与中国贸易引力跨境物流的PPML方法估计结果。
跨境物流的估计结果与全部通航国家跨境物流的估计结果符号完全一致。双边航空运输协定自由化水平对贸易的影响方向上与估计结果基本相同，通航高收入国家跨境物流的系数略高于全体通航国家的系数。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抑或一般影响水平，比较两组估计的系数可以发现双边航空运输服务贸易自由化对贸易的影响水平上，高收入国家的影响水平明显超过中低收入国家。他们认为“天空开放”协定可以降低美国与高收入和高中收入国家之间的航空运输成本进而增加货物贸易，但不能降低美国与低中收入和低收入国家之间的航空运输成本，从而增加货物贸易。
不仅发现中国（高中等收入国家）与高收入国家的双边航空运输自由化能促进双边贸易，也发现高中等收入国家(中国）与中低收入国家的双边航空运输自由化同样能促进双边贸易的发展。中没有涉及高收入国家与低中收入或者低收入国家的情况。距离无论是对中国与高收入还是中国与中低收入国家之间的货物贸易均有负面影响，而且距离对中国与高收入国家之间货物贸易的负面影响超过了其对中国与中低收入国家之间货物贸易的影响，这个结论与一般的预见并不一致。
是否同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无论是高收入组还是中低收入组，长期对与中国的双边贸易产生影响，中低收入组的影响大于高收入组。集运的估计结果表明，中国的贸易伙伴无论是高收入国还是中低收入国，中国与它们之间的双边航空运输服务贸易自由化程度均会对双边货物贸易产生影响，而且短期内的影响更大。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双边航空运输自由化对中国与高收入国家双边贸易的影响更大，这也与一般的理论分析一致。同时这个结果也说明估计结果是稳健的。双边航空运输协定属于与货物贸易相关的政策，而理论上认为它们之间可能存在相互作用的问题，因而双边航空运输自由化程度货物贸易之间存在内生性问题，也可能与同为解释变量的GDP存在内生性问题。
前述已经有文献说明引力跨境物流采用固定效应估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解释变量的内生性问题。采用的PPML估计方法属于计数跨境物流，已经可以认为本估计不存在变量的内生性问题。为了更好地说明本估计不存在贸易量变化以及GDP变化对双边航空运输自由化程度变化的“反馈效应”，将进一步做严格外生性的检验。Wooldridge建议在固定效应面板估计中通过加入t+1时间的解释变量作为附加解释变量，只要附加解释变量不显著，则说明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和其他解释变量之间不存在内生性。利用这个方法很好地地证明了自由贸易协定（FTA）在固定效应面板估计中的严格外生性。因此，也采用这个方法来证明双边航空运输自由化(asa)的变化与贸易(trade)变化无关。估计跨境物流加入了t+1时间的解释变量asa，估计结果显示asa+1作为附加变量加入跨境物流后，解释变量asa的系数没有什么变动，同时仍然显著，但附加变量asa+1不仅系数很小，而且根本不显著，说明双边航空运输协定对贸易产生了影响，但不存在贸易以及GDP对双边航空运输协定的“反馈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