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航空运输双边体制下由于各国对国际航空运输市场开放与发展的态度不一致，并且国与国间的货代关系存在差异，这就造成一国与不同伙伴国达成的双边协定、不同国家间的双边协定都会存在很大差异。客观上增加了无论事前还是事后评估单一市场下贸易政策的直接和间接效应的难度。就本文研究所涉及的文献看，主要关注两个主题：单一国际市场以及在此市场条件下的混合寡占竞争。
与现有的分析航空运输自由化影响效应的经验文献相比，从理论上分析双边协定下贸易政策和市场货代竞争行为对各国福利的影响的文献相对就少得多了，这并不是由于理论分析不重要，更多是由于国际单一市场中，来自双方两个国家的需求被视作一个整体需求。因此，在整个需求函数中很难区别和分析每个国家的消费者剩余和社会福利。
从仅有的研究国际航空运输市场的理论文献看，有几篇着重研究了航空公司在国际市场上代码共享对两国产生的影响，总体上货代代码共享这种商业合作形式虽然没有提升竞争，但是能够通过网络效应增加销量，降低价格水平，但这些文献既没有考虑进入者数量的影响，也没有区分国别的需求和市场规模。另外一个方向则是根据单一市场的整体需求来研究贸易政策，比如对外开放政策、跨国并购以及进口关税和国内补贴等政策工具对整体市场绩效和社会福利的影响。在整体需求下研究两个不同国家的贸易政策和市场竞争行为的模型几乎没有；但之前的研究并没有解决在一个整体需求函数下考查贸易政策和市场竞争行为对两个不同国家的单独的福利影响问题。
曾经尝试用服务贸易的流入和流出两个流向需求的不同价格弹性来分析对两国福利的影响，但既没有考虑不同国家的航空公司间的互动竞争对价格的影响，在国别福利分析时也只是用流向来简单区分不同国家的需求；模型中使用了一个非常苛刻的假设，设定本国旅行者与外国旅行者的比例是固定的，也就是说，消费者选择哪国的航空公司与市场竞争行为无关。因而，使用一个双边整体需求函数来研究单一市场下国别的竞争和福利效应一直是国际航空运输理论研究没有解决的问题。货代幸运的是，国际航空运输市场存在明显的本国偏好，也就是说，消费者在国际航班上更为偏好于选择本国的航空公司，研究发现，是否为本国承运人是旅行者购票时要考虑的仅次于价格的因素。
在市场运营实践中，文化习俗、语言等差异会导致消费者更为倾向于选择本国承运人。另外，仅从技术上而言，航空公司很容易区分旅客的国籍。因而，这就使得我们可以按照消费者的国籍将单一市场分为两个细分市场。在此条件下，使得我们可以借鉴双边倾销的寡占模型混合寡占模型和细分国际市场贸易竞争模型来研究可以细分的单一国际服务贸易市场。国有航空公司的存在将改变传统寡占贸易模型的分析结论。
国有航空公司与私有航空公司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国有航空公司承担了过多的社会责任。一般货代理论认为，国有企业(航空公司）由政府出资成立或者控制股权，因而其目标函数应该包含政府的发展目标，其真正的目标函数应是航空公司自身利润与社会总福利的研究国际航空运输市场竞争时，对国有航空公司也采取了这种假设方法。
但也有观点认为，国有航空公司无力承担所有的社会福利，特别是私有航空公司的利润目标，因而采用了不同的设定方法，在研究我国国有经济的最优比重时，认为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还要考虑社会的就业责任，因而将其目标函数设为整体社会福利与就业数量的加权(在模型中使用总收益来表征就业数量)，认为运输航空公司更多考虑的是社会公众的利益，因而将货代公司的目标设定为航空公司自身利润与消费者剩余的加权。二是国有航空公司的成本效率问题，国有航空公司经常为经济学家所诟病的原因之一就是其运营缺乏效率，成本有效性要远远弱于私有航空公司，因而一些文献会假设国有航空公司有较高的边际成本或者有额外固定成本，从经验文献看，国际航空运输业中的国有航空公司相对于私有航空公司也确实有较高的运营成本。
无论从航空公司目标还是成本效率来研究国有航空公司，模型的初始条件的设定将对研究的结论起到直接影响。这也正是本书在研究中需要着重考虑的。这部分在单一国际市场的前提下构建了一个混合寡占竞争模型，考虑了单一市场需求的可分性、国有航空公司与私有航空公司的目标差异。以此为基础，研究市场竞争行为对社会福利的影响，进一步地，研究不同市场需求的国家的开放政策、开放时序、补贴或国家援助等政策工具对货代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