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上研究国际跨境航空运输政策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对一个国家社会福利的影响；第二，对跨境航空运输量和票价的影响较早研究国际跨境航空运输政策的社会福利的学者。澳大利亚生产率委员会依照跨境航空公司航线网络问题、定价行为模型以及数值解的运算原则的一般理论，并以澳大利亚和亚洲跨境航空运输市场作为理论模型的实际运用，分析了新市场进入者对经济福利的影响。模型估计结果表明，新跨境航空公司进入澳大利亚国际航线后增加了澳大利亚和外国的净经济福利。
建立了一个模型，估计双边跨境航空运输协议变化后，得失在双边伙伴的跨境航空公司、消费者和外国跨境航空公司以及消费者之间的分配。关注点为成本效益是如何在利益相关者之间分配的，而不是传统的估计总的净经济获利。在国际跨境航空运输政策对价格影响研究方面，较早的有欧洲民航会议、加拿大运输委员会。这些研究还比较简单，而在建立理论模型基础上，通过实证对理论模型进行检验，发现自由化协定对全票价没有影响，也就是没有使商务以及其他不能自由调整行程的旅客的票价下降，但对折扣价则存在显著的影响，比没有自由化协定情况下降低了35%。发现，跨境航空运输市场自由化程度与旅客运输量之间有显著关系。两个国家之间的国际跨境航空运输服务贸易自由化程度从25%提高到75%，两国之间的直接跨境航空旅客运输量将增加30%。
取消对定价、运力和国内航权的限制对跨境航空旅客运输的影响最大。InterVISTAS咨询公司研究发现，国际跨境航空运输政策自由化可以提升跨境航空运输量。Ismaila等研究发现国际跨境航空运输政策自由化可以增加尼日利亚国际跨境航空运输客运量。国际跨境航空运输政策不仅会影响直接的当事国，也可能影响第三国。不仅估计了双边跨境航空协议变化后对直接双边协议航线运输量的变化，还估计了由于运输分流对第三国跨境航空公司和消费者的影响。则进一步指出，国际运输自由化使得跨境航空公司可以通过优化网络从而覆盖一个大陆内以及跨越大陆的市场，因而有远见的国家应保持其自由化的领导地位，从而能够引导国际跨境航空运输流向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变化。
